但是，从“孤独的自我”走向“痛苦的人群”，还需要其它更重要的因素，这其中，包括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兴起。
在中国大陆，文化研究的兴起，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方法论的意义上——当然，这也很重要，比如跨学科的研究视野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也包括春林，文化研究引领着他们走出自我，重新关注社会，关注历史和现实的中国问题。文化研究不能一概而论，对于春林来说，影响颇深的，可能还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，并宛转进入伯明翰学派，这也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理论特色。春林对这一脉络的经典理论，用力颇深。其中，似乎尤喜雷蒙·威廉斯。春林这本集子的第一篇，简要介绍了他的研究心得。有兴趣的读者，不妨先读这篇文章，多少可以窥见作者近年来的理论背景。不过，我在此要说的，倒不是这些具体的学派理论，而是，通过这些理论，春林究竟得到了些什么。
早在1980年代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开始陆续进入中国，那时，中国学界的主要关注点大都在法兰克福学派。文化研究兴起，带来的，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，雷蒙·威廉斯、汤普森、霍尔、阿尔都塞、伊格尔顿，等等。我在阅读春林这些文章的时候，有时会觉得，重要的，似乎还不是这些理论，而是这些理论勾起了他的某些记忆。这些记忆，不仅通向现实，更通向历史，明确地说，通向中国革命的历史。也就是说，经由文化研究，春林开始重新走向马克思主义，这似乎也是许多人的心路历程。当然，这一轨迹的理论局限在哪里，我现在还说不清。
但是，它的意义是重要的，这一意义的重要性，首先在于，人民的概念再次得以确立，并从这一人民的立场重新审视现实(包括审视自己)，并思考中国的未来。同时，也开始寻找个人的归属。因此，我推荐读者重点阅读本书的后记，这一后记，读来令人动容。恰如春林在后记中所言，究竟是什么，导致了他的思想和情感的变化。按照时下的划分标准，春林也应该算是这个社会的“成功人士”了，教授学者，有房有车，但是，却有一种力量，在提醒他，在这个世界，还有穷人，还有“无穷的远方”。因此，他试图做的，就是重建自己和人民的血肉般的联系。这也是文化研究给他带来的最为重要的启示，这一启示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的学术，而是生命以及生命存在的意义。（这期每日一书附有后记全文，读者可自行参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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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似乎又要回到1980年代，1980年代的高考制度，包括后来广受非议的高校扩招，使得一大批贫寒子弟得以进入社会的中上层。其中的一部分被成功规训，接受并认同这个时代的“新意识形态”（王晓明语），有些，甚至成为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（钱理群语）。但是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，却始终在边缘处抵抗。他们的出身、经历，包括家族成员的命运，或多或少影响着他们对事物的判断，这似乎也能说明，为什么春林那么欣赏雷蒙·威廉斯，包括他的“感觉结构”的说法。更重要的或许是，对于他们来说，1980年代开始确立的精英化的知识结构，已经难以容纳他们的思想和情感，并最终突破这一结构的制约。这似乎也可以说明，他们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和“先锋文学”的分道扬镳。
文化研究在中国的重要性恰恰就在这里，一旦他们经由文化研究走向社会，现实问题就会纷至沓来，并重新勾连起自己的底层记忆，这时候，很难再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蜷缩在“象牙之塔”（尽管象牙之塔的思想也是重要的）。因此，本书的第一辑是非常重要的。尽管这一辑里的文章比较杂，有些是书评，有些是为某社会组织的众筹活动而写。也有些是春林参加社会组织的活动上的发言修改而成，但可以窥见到春林这几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。这些思考目前来看，还不成系统，但一些思想的火花已经开始闪耀。根据春林的这些思想记录，我大致把他思考的中国的现实问题分成几类。
一、现代高速的流动性带来的问题，这一流动性打破了因为隔绝而生产出来的幻象，并开始冲击相应的美学范畴。“面对面”使得矛盾无法通过审美化解。同时，这一流动性也带来了底层人民新的苦恼，所谓“无家可归”。春林近年着力思考新的城乡关系，大致集中在这一范畴。
二、私有化产生的问题，这一私有化不仅表现在法的领域，同时，也开始向其它领域蔓延，包括伦理、情感，观念，等等。一种新的等级关系开始产生，并形成一种压迫性甚至掠夺性的社会结构。而这一社会结构显然很难为春林所接受。
三、阶层分化带来的问题，流动性和私有化，都急剧地加速着这个社会的阶层分化，富者更富，穷者更穷。面对这一阶层分化，目前能做的，是反对阶层固化，也即要求阶层间的流动性。但这一所谓的流动性，实际是以承认阶层（阶级）分化的合理性为其前提的，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。春林大概也很矛盾，一方面，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选择，所以，他会强调“文化与命运”；但另一方面，他又很难完全接受这些，尤其在理论的层面上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一上升的空间实际上极其有限。而如何安顿这一“大多数人”，一直困扰着春林近年的思考。
这些问题，不仅缠绕着春林兄，也缠绕着很多人，他们迫切地希望中国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。在这一意义上，我觉得春林兄非常理想主义，这一脉络中的文化研究，也非常理想主义。
那么，这条道路怎么走？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，各人有各人的回答。春林的回答是，深入社会底层。这几年，春林积极投身社会实践，不仅参加“乡建”的活动，也开始深入“新工人”群体的文化活动。过去，我们有句老话，“同吃同住同劳动”，是形容干部或者知识分子深入群众的做法，现在，把这句话用在春林兄的身上，也非常贴切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很羡慕春林兄，坦率说，我做不到，自愧不如。
本书的第一、二辑包括春林这方面的数篇文章，这些文章，可以说是随笔，也可以说是散文，但读来真的令人感动，尤其《薄奠》等。在这些文章中，我是真正看到了春林和工友的那种血肉般的联系。这很不容易，说起来容易，真正做到不容易。讲学理容易，写出有温度的文字不容易。感情的变化是最重要的。正是在深入底层的过程中，春林开始触摸中国真正的问题。让底层人民站起来，过一种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。这些想法很朴素，可是，我们现在缺的，不正是这些朴素的想法吗？
郭春林老师《薄奠》一文，是为纪念苏州建筑工地上一位因劳疾缠身而病逝的建筑工人“老贾”所做。详情可见相关链接第三条。
但是，什么是幸福？在本书的第三辑中，春林集中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。一方面，他回到历史，研究了1950-1960年代几次有关“幸福”问题的讨论，另一方面，也在研究现实。这些文章对照起来读，很有启发。“幸福”的定义几经修改，一方面，是国家、集体、精神，另一方面，是小家、个人、物质、日常生活，历史和现实的交织，令人眼花缭乱。能从这里突围而出，寻找一种更合理的幸福生活吗？这个问题，实际是很重要的。一百年来，中国社会变化的内在动因之一，就是有关幸福的争论，乃至对幸福的追求。
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，是春林兄，当然，还有其它学者，尤其是那些青年学者，他们一直在帮助底层人民学文化，包括进行文学创作。他们一方面是辅导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在向人民学习。其中，春林兄和底层的音乐人来往尤为密切，我揣测，他们想的是如何让人民自己发声。这一方面，是对目前的精英文化的不信任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对现在流行的文化工业的挑战。所有这些，对我们来说，实际上并不陌生，中国革命的先驱者，早就做过。这方面，有经验，也有教训。结果如何，也很难料。但是再难，也需要有人去做，理论的总结很重要，但实际去做，也很重要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对春林兄，也对那些青年学者，比如李云雷、张慧瑜等人，心里，是充满敬意的。也许，有些人会认为他们傻，但我们现在缺的，恰恰就是这种傻。
书名“倒退着走进未来”，春林在序言中交待，这句话来自雷蒙·威廉斯，的确，谁能说倒退不是另一种前行？往往这样，在某一个节点，我们进入历史，进入历史，不是为了回到过去，而是走向未来。近年，春林在思考现实的同时，也在研究中国的革命史，用功甚勤。本书的最后一辑，传达了春林这方面的一些思考。我感觉，在这些文章中，他开始进入更加广阔的思想空间，由“文化”延伸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思考。当然，我更希望的是，在我们讨论中国革命史的时候，不要回避它的问题，尤其是它失败的命运。我们既要以成功者，也要以失败者的身份重新进入历史，思考未来。往事可追，往事也可鉴。
现在，春林兄远赴重庆，和他的妻子一起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我在这里祝贺他们。我不知道，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，但是可以肯定，是更加艰巨的工作。也许，春林兄会在文化研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，也可能会重新回到文学——这两者并不矛盾，但我相信，这五年的思考，会使春林兄终身受益。一切都在变化，一切都已经改变。
这些话，不敢称序，只是我阅读本书的一些想法，谬误之处，敬请春林兄和本书读者的批评指正。
2018年10月2日，上海
